女性有力量。

文/易琬玉

(資料圖)

編輯/鄭亞文

六月的深圳，夏夜依舊潮熱，深圳龍崗區的城中村牛始埔，十幾個外來務工者的孩子在“綠色薔薇”門口的斑駁墻壁上，投影看了最后一場電影。

他們的“樂園”要被房東收回改造。幾個小時前，社區里的男人騎上三輪車拖著柜子，姐妹們和孩子們帶著一袋袋的活動工具和書籍，把“綠色薔薇”搬進了新家。

“綠色薔薇”是丁當在2015年成立的公益組織，主要關注流動女工和兒童。有剛來深圳沒找到住處的女生在這里暫住；面臨家暴威脅的女生半夜離家，尋求丁當的幫助；想要歇腳的環衛工人在這里睡一覺、喝杯水；家里沒人的小孩兒，在這里玩耍、寫作業、吃晚飯……

對于牛始埔里的一些人而言，“綠色薔薇”的活動室甚至比自家沙發還要自在。這里也見證著社區里許多孩子的成長，每到飯點，媽媽們會扯著嗓子喊自家小孩回家吃飯，丁當聽聲音就知道是哪戶人家。

大部分的時候，“綠色薔薇”靠捐贈維持運轉。丁當從2015年就嘗試“自我造血”，讓女工們自己設計制作手工文創產品，來獲得維持組織運轉以及日常活動的開支。

年逾五十的退休女工萬萬和芳姐，成了“綠色薔薇”的設計師和縫紉師。在她們手中，服裝廠的邊角料、舞臺卸下的幕布、工廠里的咖啡袋和廢棄塑料都能夠煥發新生，變成了帆布包、T恤、抱枕……忙不過來的時候，從附近工廠下班的女工，也會主動把活兒攬走。

（“綠色薔薇”社企的女工們）

“綠色”薔薇的成員幾乎都曾是深圳工廠流水線上的女工，她們大多來自農村，早早地輟學打工、當學徒。每天下班后，書籍和收音機成了她們最大的慰藉。

她們寫詩、作曲，把對性別和人生的思考放進產品設計里。掌握了生產技術后，姐姐們在退休后實現了曾經的設計夢想，也給許多購買產品的人帶來了力量。

流水線女工做起了公益

深圳有近七成外來人口，龍崗區聚集了幾千家工廠和數以百萬計流水線工人。這里遠離繁華的深圳市中心，工人們租住在本地人的自建房里，帶著來自天南地北的鄉音和樸素的生活習慣。在城中村里，人際關系像這里的管道和電線一樣犬牙交錯。

大部分時候，男人們為了賺錢來到這里，女人們也跟著遷徙，孩子們上了附近的民辦小學，但也有可能因為戶口問題，被迫在在考試前夕回老家學習。

丁當的“綠色薔薇”藏在龍崗區的一個城中村里，這個叫牛始埔的社區有坑洼的水泥地和斑駁的磚墻，破舊巷子里擠滿了飯店、理發店、超市、洗車行……

（牛始埔）

最初，“綠色薔薇”在這里并不起眼，但漸漸地，它成了社區里女人和孩子的聚集地，服務著這個片區9000戶、約1.5萬常駐流動人口。這里有歡聲笑語、各式各樣的討論、音樂和戲劇表演。“有的姐妹一進來就脫鞋躺在沙發上，這可能是她在自己家里都做不到的”。這里也見證著外來務工家庭孩子的成長，沒人照顧的時候，孩子們會睡這里的沙發上，看書、參加活動，有時會一起吃飯。后來，他們有的被迫回了老家，也有的考上了大學。

丁當接觸的大多是女工和她們的孩子，她也曾經是深圳工廠流水線的一名女工。1988年，丁當出生在甘肅省天水市的農村。為了讓家里的男孩兒讀書，她念完初一就輟學進了蘭州的工廠，16歲的時候隨著姐姐南下深圳。

（丁當老家的院落）

2004年的深圳改革浪潮洶涌，工廠里都是和她年紀相仿的小姑娘。早期，她在文具廠、電子廠的流水線工作，每月能領八九百元工資。被稱為“外來人”“打工妹”的丁當，很多時候會覺得自己是弱小的，“組長、經理、老板都是身份很高的人，基本不敢抬頭看他們”。

如果沒有書籍，丁當未必會選擇今天的道路。她在偶然間認識了一個叫“工友書屋”的機構，于是就開始做志愿者、參加活動。后來，她開始編輯工友們的雜志《工友天地》。

在工廠的兩年里，丁當幾乎看遍了圖書館里的書。她看言情小說，也看《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禮》《麥田里的守望者》，對她影響最深的是《簡愛》，這是她第一次被“平等精神”觸動，“我貧窮、卑微、不美麗，但當我們的靈魂穿過墳墓來到上帝面前時，我們都是平等的”。

白天的丁當一刻不停地在流水線工作，晚上則躲到文字構筑的“避風港”，“讀書的時候，才覺得自己能更像一個人去思考”。

59歲的“深漂”和她的設計夢

2006年，十八歲的丁當辭去了工廠的工作，開始全職做公益人。這一年，湖北省天門市的萬萬也來到了深圳。當時她已經42歲，老家還有一個五歲的女兒。女兒懷得心酸，萬萬是二婚，丈夫和前妻已經有兩個女兒，一直希望她生個男孩。因為沒能讓丈夫如意，她在經濟和心理上都承受了很大壓力。

來深圳前，萬萬在天門一家日資企業做拳擊手套。為了照顧小孩，有時她會把手套帶回家做，但因為賺不了多少錢，萬萬還是決定南下，進了老鄉在深圳開的工廠。雖然她在流水線上做千篇一律的縫紉活兒，但她心里一直有個設計夢。

（萬萬背著自己設計的包）

萬萬很少和廠子里的老鄉打交道，“像牙齒和舌頭，有時就會無意中咬到”。她也不喜歡聊家常，常常孤身一人，休息的時候，就用手機給丈夫和女兒打電話聊天。最大的休閑是她買的一臺收音機，白天在車間聽，晚上就在宿舍用耳機聽。

萬萬是不愿意向流水線生活妥協的。曾經組長不滿她在車間聽收音機，剪斷了充電線，萬萬據理力爭，最終獲得同意。她通過收音機聽節目，加了許多QQ群，每周日都去參加活動，日子相當充實。獨身在深圳的時候，萬萬經歷過因為頸椎病導致的半身癱瘓，患過子宮肌瘤，廠子里關系好的姐妹輪流照顧她，甚至還幫她付過醫藥錢。

2010年，萬萬通過活動認識了丁當。兩年后，她所在的服裝廠倒閉，她做過保姆、當過保潔，看到“綠色薔薇”在牛始埔村成立，她就過來了，“離開服裝廠后，總覺得人在漂浮，不知道哪里是最終的歸宿，也沒有固定職業，來到‘綠色薔薇’才感覺穩定些了”。

在成立“綠色薔薇”前，丁當為普及勞動法和心理支持奔走，她結婚生子而后又結束了婚姻。在成為妻子、母親又恢復成單身女性的角色轉換中，她開始反思女性的境遇，“在眾多人群中，工人是受壓迫且容易被忽視的群體。而在工人群體中，女工又是更受壓迫更被忽視的存在”。

以前，丁當也覺得自己很“漂”，“我前夫是湖南人，我是甘肅人，但我們長期生活在深圳。我的戶口在湖南，但我在湖南一天都沒有生活過，我也沒辦法成為深圳人”。

丁當所接觸的那些來自五湖四海的女工也是如此，她們沒有土地，沒有任何來自群體的支持，很多人是跟隨丈夫過來，很可能又要因為他的離開而遷徙。

城中村里的“附近”

（丁當和社區里的孩子）

城中村里魚龍混雜，因此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普遍淡漠。“流動人口”是來自外部的標簽，但對于一個人和他所在的社區而言，他與附近兩公里的聯系，甚至比他與家鄉的聯系更為重要。

這種“附近”，也是丁當想在社區建立的。成立“綠色薔薇”后，每到飯點就會有媽媽扯著嗓子喊，或者在微信里問，丁當熟悉社區里每一戶人家，“尤其是那些青春期的孩子，和我的交流會比父母更多”。在這個空間里，他們可以放心聊很多人生的困惑，關于愛、理想、未來、家庭、親密關系還有性……

（孩子們在聽升學講座）

最初成立“綠色薔薇”的時候，丁當就是從女人和兒童的使用角度出發，設計空間布局。她曾經觀察過公共空間的使用情況，“男性的使用率會大大高于女性，他們會自然而然在空間中活動，借走書籍和報紙，女性則習慣把東西讓給別人”。

丁當希望“綠色薔薇”可以填補女工們缺失的社會支持。丁當和志愿者們組織了戲劇、文學、音樂、性別等主題的文藝活動，為不同文化程度的姐妹們提供選擇，“可以在‘姐妹學堂’來識字學習，也可以參加讀書會寫作營，我們有親子講座、法律講座，近期也提供了兩癌篩查和HPV疫苗補貼。針對小孩子，也有漫畫社、吉他社、攝影社，還有升學教育講座……”

在很多人眼里，流水線上的女工是木訥的、沒有思考能力的。但在丁當看來，她們經歷的復雜生活，也幫她們淬煉了很多生活智慧。“大部分人要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家庭，有的人一天打三份工，還能早上五點起來跑步，并不是接觸文藝作品就更高貴，女工們的智慧也是超乎想象的。”

她記得有個賣燒餅的姐姐，“她的思考非常深入，而且她很愛讀書”。在參加完活動后，她才放心顯露出自己對文學的熱愛，后來，這位姐姐一邊賣燒餅，一邊聽莫言作品的有聲書。

在讀書會、觀影活動之后，丁當會給姐妹們發紙和筆，讓她們寫下自己的想法，“有一次回收紙條的時候，我們的實習生很驚訝地感嘆‘原來女工會寫字’”。而在“綠色薔薇”，女工們不僅會寫字，還會寫詩，會做設計。

面包與玫瑰

“綠色薔薇”主要靠著月捐和其他支持維持運轉。2015年，丁當和姐妹們嘗試做女工互助小組“自我造血”，讓那些大齡失業、患有職業病以及帶孩子的女工能夠靈活工作，獲得公平合理的報酬。

對于這些早年在流水線上做著單一工序的女工來說，擁有自己的縫紉機，創造自己想做的產品并表達觀點，是難得的實現夢想的機會。所得報酬，也能用于維持“綠色薔薇”的運轉，幫助更多的邊緣女工。

網店的產品主要靠萬萬和芳姐兩位設計師。芳姐也是五十多歲的退休女工，年輕的時候是裁縫學徒，后來女兒到深圳打工成家，她就跟過來照顧外孫，一開始很不習慣。

（芳姐）

萬萬和芳姐在“綠色薔薇”相遇，她們都是大齡深漂，也都熟練掌握裁布和縫紉的技能，于是決定將“承載機構理念的帆布包和衣物”作為商品售賣，并探索其他可行的商業模式。

2020年成立淘寶店后，網店里的第一款產品，是參照女工形象制作的“我們有力量”帆布袋。英文單詞“women（女性）”用漢語拼音讀，恰好是“我們”。這款產品累計賣出一千多件，也是店里最暢銷的產品。購買它的顧客來自天南海北，但在人群中看到，還是會有種同類的親切感。

“和在工廠時很不一樣，在工廠不會思考，但在自己的縫紉機前，看到線都是有感情的。”萬萬設計過一款包包，是她在參加性教育空間設計的活動后，迸發出的靈感。她將“不可造次”這一詞語與女性的生殖器結合起來，做成了帆布包。

能在這個年紀的姐姐嘴里，聽到關于性的討論，并且大膽設計出了相關產品，丁當很驚訝。萬萬也感嘆，“我們以前那個年代談性色變，但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大膽表達自己對性的觀點”。

對于網店的顧客們而言，這個店鋪也是特別的存在。她們喜歡這些物件傳達的觀點，也喜歡產品背后的兩位設計師姐姐。“在流水線上，產品背后的人只是一個代號，而在這里你知道一件產品是誰做的，它又有怎樣的設計故事。”丁當說。

最早的原材料來自工廠捐贈，姐姐們也用米袋子或者衣服布料進行改造，因為有的原料不會再有，導致很多產品成了孤品。萬萬和芳姐一般是收到訂單再生產，“但有時為了提高發貨速度，她們也會加班，常常是我催她們回家去休息”。如今，也有許多企業向“綠色薔薇”訂購成批量訂單，“我們忙不過來時，也會將訂單分派給附近的居民”。

（丁當和姐妹們在打包抱枕）

在“綠色薔薇”，丁當嘗試構建“不被剝削的合作方式”。在普通手袋工廠，制作一個帆布包，工人只能得到幾毛錢。但在“綠色薔薇”，每賣出一個包包，就有30%的金額返回生產者手里。這意味著網店每實現100元的銷售，將有30元的工資給直接參與裁布、絲印、車線這三道工序的社企成員。剩下的營收，用于“綠色薔薇”社企成員的培訓學習和女工服務中心的持續發展。

“面包與玫瑰”是丁當創立“綠色薔薇”時的兩個美好意象，有人將“面包”理解為生活，將“玫瑰”理解為有品質的生活，而這兩個都是值得追求的。

剛剛搬家的“綠色薔薇”選址仍在牛始埔村。搬進新家的第一晚，八九個女工圍在一起讀了楊本芬的《秋園》，讀著別人的故事，她們能忘記白天在流水線上積攢的疲憊。

來來往往的務工者，用幾十年時間，將原本荒山野嶺、坑坑洼洼的深圳變成新的景象。他們留下了一個繁華的深圳，也把自己留在了這里。而不論換了多少次地址，“綠色薔薇”始終在收留那些漂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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