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倒下敲響了金融危機的鐘聲。全球經濟進入拯救模式。那一年四季度，中國宣布了四萬億投資計劃。不過與哀鴻遍野的西方金融業不同，在中國，銀行業不僅沒有成為累贅，反而扮演了“救火隊員”的角色。天量信貸支撐的大規模投資讓中國經濟熬過最難的日子，幾乎在最短的時間內觸底反彈。有官員因此自豪地宣稱，中國是第一個走出金融危機陰影的經濟體。
今年是金融危機十周年。當時人們反復思量的一個問題是，為何中國金融業沒有被危機擊中?比較簡單的解釋是，因為中國資本賬戶沒有開放，對形形色色的衍生品也持審慎態度，因而當危機襲來的時候，雖然中國經濟深受其累，但對中國金融波及有限。后來有學者說，如果中國金融體系與歐美國家高度關聯，或許也將難逃厄運。
當然也許更重要的是，在那之前的十年中，中國金融業走過的變革之路。以銀行業為例，從1997年西方觀察者眼中的技術破產，到此后剝離萬億壞賬，經歷背水一戰的股份制改革。在2008年之前，中國五大國有銀行中除農行外均已完成股改上市，農行則是在金融風暴尚未停歇的2010年走完了上市之路。此后數年，中國銀行業各項經營和風險指標均保持了比較高的水準。中國用十年時間構筑了一道或許仍顯簡陋的“防波堤”。
要問的是，如果危機在2018年重來會怎樣?我們走過了與2008年前截然不同的十年：狂飆突進的規模擴張，影子銀行的的瘋狂和互聯網金融泡沫，人民幣國際化已在途中，金融業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都更加開放，今天的中國金融業是否足以抵擋又一場大級別的金融巨震?
帶著這樣的問題審視當下的金融變局，我們大概會更容易理解，為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被當做第一要務。監管嚴字當頭，“寬松軟”被視為監管當局要革除的頭等弊病。在決策者的視野中，這一場持續升級的監管變革不僅關乎現實，更決定著未來——當危機重來時，我們擁有怎樣的答案。
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得出結論。對于金融業者來說，監管的父愛主義正在成為往事，固有的賺錢模式已經崩塌，誰膽大誰賺錢，誰敢打擦邊球甚至挑戰監管誰就能迅速做大，那個奇幻的造富年代一去不返。我們將見證那些曾經的大鱷或主動或被動地退出江湖，合規主義回到舞臺中央。這是套利時代的終結，賺規矩錢，規矩賺錢，將成為金融機構基業長青的根本。
不能不說，很多市場中人仍有僥幸。他們的想法，不過是音樂停止的時候，自己不會成為擊鼓傳花的最后一環——試問這些年誰家不是在拼命發產品，如今數十萬億乃至上百萬億的存量，哪能說剛性兌付就剛性兌付呢——這恐怕是另外一種 “大而不能倒”。我們很容易在市場中聽到這樣的聲音，不過這顯然低估了監管的決心。
回望歷史，危機源頭都可以追溯到過度杠桿和松散的監管、衍生品的泛濫和扭曲的激勵機制，這也正是當前中國監管著力所在。當然也可以說，危機未嘗不是機會，幫助金融業在反思中健康生長。事實上，正是在1998年危機之后，中國金融在變革中實現了鳳凰涅?。
監管的要義，就是鼓勵在合規中變革與創新。我們固然需要將一切金融行為納入監管，區分假創新和真創新。不過也應該明白，從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來看，金融抑制與金融過度同時存在，在很多領域，金融不是發展過度，而是發展不足。
更何況，中國金融業越是開放，就越是面對一場沒有阻隔的全球競爭。這同樣是監管必須面對的挑戰。一個具有現實緊迫感的問題是，中國資本市場如何能夠為轉型升級的中國經濟提供更強有力的支撐。在香港等市場競相改革以留住新產業新商業模式中的優秀公司時，上海和深圳要怎樣與時俱進，才能留住下一個阿里、京東和騰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