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瓊斯指數暴跌22.61%、標普500指數暴跌20.47%、可口可樂下跌36.5%、通用電氣下跌33.1%。
5030億美元的股票市值在這一天之內化為烏有,相當于美國當年GDP的1/8。
許多百萬富翁一夜之間淪為貧民,更多的普通投資者虧光了多年積存的血汗錢。
就連“世界短線之王”也沒能避開1987年的股災。
邁克爾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
華爾街史上最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世界短線之王”。與索羅斯、羅伯遜并稱“對沖基金三巨頭”,扛起了70年代至90年代華爾街對沖基金的大旗。
從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即使是最頂尖的投資人,也無法準確預測市場,也會因為上漲而盲目樂觀、忽視風險,在股災到來時也顯得那么無助:
1、我預見到了崩盤,但沒堅守自己的信念
在1987年,我覺得自己既是一個天才,又是一個傻瓜。
那年年初,我預見到了即將到來的股市崩盤。
然而,我的自滿情緒和業績上的壓力,導致我沒有堅守自己的信念。最后,我的虧損和那些業余的普通投資者一樣多,甚至更多。
1987年4月,即股災前半年,我給基金的投資者發了一封信:
當然,股市可能繼續漲,或許漲很多。但是,對于傳統投資者(不管好不好,我就是)來說,現在的市場呈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
和歷史相比,市盈率太高而且股息率太低,有價值的公司很難找到。
更重要的是,低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水平這樣的宏觀環境很難維持下去。經濟要么走弱,要么走強,而且如果走強的話利率水平將會抬升。在這種環境下,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公司間的并購及公司股票回購支撐著市場,但市場下跌的風險非常大。
我算是有點遠見,繼續說:
這種環境下我傾向于更加謹慎和保守。
但是,市場上漲的趨勢仍在,我也不能忽視錯失投資機會的潛在后果。我始終把合伙人的資金當作自己的資金那樣去投資,因此我一直在尋找下行風險可控的投資機會。總體來說,因為我們對后市持謹慎態度,因此我們會降低倉位,在牛市中我們將跑輸大市。
回想起來,那封信的判斷是正確的。
但是,六個月是個漫長的時間,尤其在投資界,因此我在信中表達的擔憂沒有持續太久。
幾個月內,我們又重回凈多頭,因為我覺得不參與市場的后果比參與更加嚴重,因此我在狂熱氛圍中在高位買入了股票。
衡量一個投資者的年度業績有其合理性,但也會引誘投資者忽視風險。我們做多,賺了錢,然后我們繼續加大多頭倉位,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簡單。
到8月底,我們當年的凈值上漲了35%,所以我們感覺良好。
幾乎每一天,我都會思考一個問題:究竟什么因素才能把這個高估的市場打下來?
令人困惑的地方是,雖然從歷史標準的角度衡量,這個市場實在是高估了,但我們似乎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是否處于估值長期趨勢性擴展的時期?
2、股災那天我還想著抄底,但后來傻眼了
整個9月份,市場的走勢比較錯亂,但我們沒有減倉,因為我們對自己的股票組合還是比較滿意的。
股災前的那個星期五,道瓊斯指數下跌了100多點。
大宗交易成交的股票都是以很深的折價賣出,這通常是很令人擔憂的現象。
那天下午我召集公司的投資經理、分析員和交易員開會,征詢大家對市場的看法。難道我們忽略了什么大的事件嗎?
討論并未得出什么有用的結論,或許是因為我沒有之前那么謹慎。
即便是在周末,空氣中彌漫著恐慌的情緒,但我居然對這種情緒沒有太強的感受。
星期一早上,股市以暴跌開盤。
到10點半,道瓊斯指數下跌了120點,而且新聞報道里全是大面積的恐慌拋售。
午盤收市,道指跌了200點。
我感覺市場可能超賣了,或許已經見底,于是我開始買入標普股指期貨(當時標普期貨以很大的貼水交易)。我對股指期貨的交易很熟練,對升水和貼水也很敏感,所以我認為期貨的折價很大,是個很好的機會。
我用的是自己慣常的買入方法:股指每跌10個點就買入10手的股指期貨。
午后隨著市場繼續下跌,賣盤拋出的速度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
很快,我就積累了大量的多頭頭寸。
有一段時間,市場有所反彈,我還深受鼓舞。
在大約一個小時內,道指從下跌250點,到下跌200點,漲到只下跌100點。
我開始自我贊許,我真是了不起的交易員啊,抄到了市場的底部。
但市場很快重新開始下跌,到下午3點,下跌提速:先是300點,然后350點。
恐慌情緒四處彌漫。
新聞上說收盤后里根總統將宣布暫時休市。
那一刻,我們都傻眼了:指數直線下挫了450點。
收盤的時候,市場的下跌幅度令人震驚,道指跌了508點,或者說22%的跌幅,是大蕭條之后最糟糕的一天。
我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但徒勞無功。
從基本面上來說,世界沒有什么變化,但金融市場跨了。
3、一天損失了一年的盈利,我不想干了
周一我們在公司一直待到午夜才回家。晚上的時候,我想了又想,決定第二天要繼續買入。
我認為,市場已經跌了那么多,總該會有個反彈吧。
如果這還不夠亂的話,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摩根斯坦利的電話,說我們的保證金不夠,要存入更多的現金。
大摩一直是我們的券商,沒想到在這個時候會將我們一軍:大摩威脅說,如拿不到更多的保證金,他們要開始平倉我們的期貨頭寸。
太可氣了!我立刻打了幾個電話,迅速將我們的持倉轉移到了高盛。那之后,好幾年我都沒有跟大摩做過一筆交易。
之后的幾年里,我一直試圖忘掉在“黑色星期一”我們究竟虧了多少錢。這么說吧,僅僅在1987年9月的時候,我們的基金凈值上漲了45%,而到了年末,漲幅只有區區4%。
在那一天以及隨后的幾天里,我們損失了幾乎一整年的盈利。
跟往常一樣,在虧錢的時候,我一般會大幅降低倉位并持有更多的現金。所以,最后當市場終于開始反彈時,我們的倉位太低,導致凈值增長緩慢。
那個秋天我覺得極度壓抑,都不想再干下去了。
我非常自責,擇時的問題困擾了我。
關鍵是,那一年早些時候,我明明預見到了市場的崩潰,這讓我感到格外刺痛。也許我失去了判斷的能力,也許我不如以前那么出色了;我的直覺告訴我要謹慎行事,但我卻像那些指數基金經理一樣行事。
看看我干的好事!總之我的自信心被嚴重挫傷,我感到非常孤獨。
隨后的幾周,關于股災的報道充斥著媒體。記者說我們正在經歷一個金融史上的特殊時期,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特殊在哪里。
那一刻之前,我習慣了大幅跑贏市場,可現在我卻輸了,而且輸的這么窩囊。
從事后看,1987年的股災沒有預示啥。
經濟繼續正常運轉,生活依舊。政府組織專家們做了大量的調查,最后把崩盤的原因歸結于新的發明,比如當時流行的“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和衍生品交易,以及監管的缺失。
另外,罪魁禍首還包括美聯儲和德意志銀行的升息,以及對于未來經濟衰退的擔憂。但最后,我并不覺得經濟學家從這次股災中學到了任何有用的東西。
下雨偏逢屋漏,如果說我們的股票投資損失還不夠大的話,我們的可轉債套利策略也出了大問題。
一般來說,我們在這塊一直是賺錢的。
股災后的第一天,我看了可轉債套利的盈虧報告,發現我們當月盈利10%,雖然沒有多少錢,但我還是松了一口氣,畢竟不是全都在虧。
可是第二天,新的報告送來了,原來前一天報告上債券的價格被標錯了,因此我們實際上虧損了30%。
這也太不專業了,我真是氣炸了,沖著負責套利交易的投資經理咆哮。
當他終于有勇氣回話時,顫顫巍巍地說:“我真想去自殺。”
我記得當時自己冷冷地問:“我能旁觀嗎?”
長話短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華爾街上的情緒都非常壓抑。同行們聚會或者參加活動的時候,都努力避免談論股市。
第二年,我們的業績提升了很多。
我側重于自下而上的基本面選股,做多的同時也做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從股災的打擊中恢復過來。
后來我認識到,在一個“正常”的市場中,不管是漲還是跌,我總是可以賺錢的。我統計了一下,我虧錢的月份不超過總月份的5%。這樣一想,我總算感覺好受了很多。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小基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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