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黃河奔騰向前，不舍晝夜。一代代中華兒女，與黃河同心，得黃河滋養，披荊斬棘，百折不撓，書寫出一曲曲動人的樂章。靜立于黃河之濱的河南大學，創辦伊始就深深鐫刻下黃河的印跡。百年滄桑，歷經磨難，河南大學始終與黃河息息相通，密不可分。黃河造就、熔鑄了深厚廣遠的河大精神;河南大學伴隨九曲黃河的歲月滄桑，盡力護佑著這條大河的安瀾。

學校興而士氣復

在河南大學明倫校區中軸線西側，有兩座古樸典雅的四角攢尖頂碑亭，亭中各矗立一通高大厚重的石碑。石碑斑駁，字跡清晰，它們被稱為“貢院碑”，記載著河南貢院的兩次變遷。兩座碑亭之所在，是清代河南貢院的舊址。

一通是雍正十年(1732年)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田文鏡撰文的“改建河南貢院記”碑，另一通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兵部侍郎鄂順安撰文的“重修河南貢院碑記”碑。兩通碑形制相同，碑帽前后，是騰躍于巨浪之上的雙龍石雕，方形碑座的四個側面，有騰龍浮雕，碑文楷書字體，工整秀麗，堪稱書法佳作。

“重修貢院碑記”上，有一段河南貢院救民眾于黃河洪災中的往事。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初，黃河在開封祥符縣決口。滔滔黃水似脫韁的野馬，漫過開封護城堤，分三段直注城內。水沒樹梢，房屋倒塌，城墻坍塌，百姓無處可依，“城中萬戶皆哭聲”。民間儲磚早已用盡，河水依然洶涌，河南貢院在開封城東北，地勢較高，危急之時，人們拆掉貢院的數百萬磚瓦，轉運城西，拯救危難，開封城才得以保全。

洪水來勢洶洶，深諳水性的林則徐以戴罪之身，前來主持堵口。鴉片戰爭后，他被流放新疆，途中接到道光皇帝上諭，從揚州府折回開封治水。林則徐疾病纏身，仍然早出晚歸，各處奔波，督導堵口。歷經6個月，第二年3月，大壩終于合龍。林則徐仍然被發配前往伊犁，從西安至蘭州的路上，他憂國憂民，寫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詩句，以表心志。

貢院有救命之恩，開封百姓無比感念，提出修復貢院，“學校興而士氣復”。當年7月，在560畝的殘垣斷壁上，共修建辦公房舍782間，重建號舍10009間，修復舊房1857間，鑿井5眼，花費白銀11萬兩。

兵部侍郎鄂順安撰文、河南巡撫牛鑒書寫的《重修河南貢院碑記》上，也留下他們的感動：水患未平，學子已紛紛求學于良師，開封城內尊長愛幼，風俗醇厚，河南不愧是先賢們的桑梓之地。

“鱗次櫛比，萬廈一新”的河南貢院，與北京順天貢院、南京江南貢院和廣州兩廣貢院，并稱全國四大貢院。從1902年至1904年的三年間，河南貢院共舉辦四次鄉試、兩次會試。1905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河南貢院成為這一考試的終結地而被載入史冊。

1912年，以林伯襄先生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賢，在清代貢院的舊址上，創辦了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河南大學前身)，成為當時中國的三大留學培訓基地，與當時的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和南洋公學(今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呈三足鼎立的局面。

預備學校開班時，學生們在前清的貢院學習“聲光化電”(民國初期指自歐美傳來的自然科學和技術)，朗聲誦讀外語，正是當年社會新舊雜陳的縮影。

“以教育致國家于富強，以科學開發民智。”河南大學自誕生之日起，便擔負起了民族復興、中華崛起的責任與使命。悠悠百載，教化之澤深入人心。

學以致用，鞏固大堤

發源于青海省巴顏喀拉山北麓的黃河，蜿蜒數千里，流經山脈盆地，奔涌在平原丘陵，最終匯入渤海，完成了5464公里的壯闊征程，在中國北方的大地上，揮毫潑墨出一個洋洋灑灑的“幾”字。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穿越黃土高原的黃河，含沙量之多，是世界河流之最，黃河善淤、善決、善徙的特征，使它成為最為復雜、最難治理的河流。

據粗略統計，從先秦到1949年以前的2540年里，黃河決口1590次，改道26次，其中大改道5次，被稱為“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

巨量泥沙常年淤積，在黃河下游形成了“地上懸河”，而河南，一直是受災最嚴重的地方。人們說黃河是“銅頭鐵尾豆腐腰”，河南段就是這個“豆腐腰”，大堤如同豆腐一般，經常決堤泛濫。

飽受黃河泛濫之災的古都開封，周邊積沙遍地，每每狂風驟起，黃沙漫無邊際，河南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專注于森林治水與水土保持的研究，學以致用，鞏固大堤，維護古城。

萬晉，我國林學、測繪學開拓者之一，1927年獲得美國耶魯大學碩士學位后，來到河南大學擔任農學院院長，兼任國民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林墾處處長。他帶領學生奔波于黃河堤壩、河灘與沙丘之間，實地勘察。他們發現，自元、明、清以來，黃河防汛工程是用柳樹柔軟枝條編籠填土，以阻水勢。森林系師生提出，如果將干死樹枝改為生長旺盛的活柳樹枝，耐堿、耐濕效果必定更佳，他們商請河南河務局規劃出一段河堤，由他們負責打理。

微風吹走冬的寒意，師生們在長長的堤岸上打樁植柳。待小樹發芽，柳枝達到一米時，便將其縱橫編結，用麻線捆扎，使它徐徐生為一體，成為一個活柳壩。汛期來臨，活柳壩的防洪效果顯著，較木樁壩、石壩，柳枝壩等更為安全。這一方法省工、省料，兼有分散流勢、擾亂漩渦之功，是水利工程的一大創造。

1935年，黃河、長江同時在秋季泛濫，中原、江南災民達數千萬人。就讀于河南大學經濟系的鄧拓，目睹災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的悲慘，極為震動，他深入調查，精心構思，著就國內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力作《中國救荒史》。鄧拓在“序言”中寫道：“災荒史不僅應該揭示災荒這一社會病態和它的根源，而且必須揭發歷史上各階段災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體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徑。”

1937年《中國救荒史》首發時使用文言文，很快被譯成日文印行，1957年三聯書店重印時，鄧拓將其改為白話文，署原名鄧云特。該書多次再版，河南大學圖書館共收藏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等5家出版社、8個版本的《中國救荒史》。著書為文的斷霞散彩，從教從學的流風余韻，百年薪火相傳，弦歌不斷。

“我們要像黃河般‘怒吼’”

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考古學者發現，中國的遠古文明最初是“滿天星斗”，越接近歷史時期，越能夠看到一個個以黃河中下游流域“中原”為核心的歷史趨勢。

1936年夏，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拓者之一的范文瀾，應聘到河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在古樸的七號樓三樓最南邊教室，他講授中國上古史、文學史、經史等課程，教室里座無虛席，教室外擠滿學生。他以黃河為連線，娓娓道來，婉約清麗的伊洛河，懷抱中原腹地，哺育著華夏文明的嬰孩時期，伊洛河流域留下先民的足跡，伊洛河為成長的中國打開了遼闊天地……

盧溝橋炮聲響起。1937年，范文瀾擔任河南大學抗敵訓練服務團副團長，捐出任教期間的月薪，宣傳抗日。他編輯《游擊戰術》一書，兩個月銷量達5000冊。范文瀾奔赴延安后寫道：“我們確信中國絕不會亡，抗戰必然勝利。”

1935年，作曲家馬可抱著“科學救國”的雄心壯志，考入河南大學化學系，但很快，民族危亡的嚴酷現實“把我這個不問政治的好學生從實驗室中拖出來。抗日初期那些優秀的歌曲教育了我，決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

1937年，河南大學成立大眾劇團和歌詠隊，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怒吼歌詠隊負責人馬可說：我們要像黃河般“怒吼”，堅持抗戰到底。

當年9月，洪深、金山、冼星海等人率領“上海救亡演劇二隊”和賀綠汀、馬彥祥等人組織的“上海救亡話劇一隊”抵達開封，在河南大學大禮堂和相國寺劇場公演多次，極大激發了群眾的抗日熱情。

白天，馬可和冼星海形影不離地演出，入夜，兩人在河南大學冼星海的住室里，談論抗戰歌曲的題材、體裁、曲式結構……夜已冷，月如鉤，二人或低吟淺唱，或放聲高歌，慷慨激昂的旋律在校園里回響。冼星海離開開封時，為馬可創作的《老百姓戰歌》寫下序言，稱贊馬可的歌曲開創了極力趨向大眾化、民族化的新時代。冼星海在給怒吼歌詠隊的信中鼓勵他們：共同擔負起民族救亡的重任。

1938年11月，著名詩人光未然(張光年)帶領抗戰演劇三隊撤退，行進到山西與陜西交界處的壺口時，被黃河的景象所震懾：河道驟然變窄，黃河從落差最高達50米的陡崖傾斜而下，形成巨大的黃色瀑布，氣勢磅礴，聲勢浩大，沙流滾滾，如萬馬奔騰。壺口瀑布那驚濤澎湃，掀起萬丈狂瀾的氣魄，正是中華民族的象征!詩情一觸即發，光未然一揮而就，寫下黃河詩篇。

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冼星海，被詩作深深打動。1939年3月，在延安的小窯洞內，想到只有黃河這樣的大河，才能撫育出英勇的人民時，冼星海激情難抑，抱病連寫6天，創作完成《黃河大合唱》手稿。很快，《黃河大合唱》就傳遍延安，傳遍世界，周恩來為冼星海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心聲!”

那時，馬可正組織河南抗戰后援會在開封、洛陽等地巡回演出，并創作歌曲《守黃河》。黃河兩岸，滿目瘡痍，馬可觸景生情，為黃河而歌，他一次次帶領群眾唱起《黃河大合唱》。《黃水謠》深情婉轉，《怒吼吧黃河》情緒激昂，《黃河大合唱》在抗戰烽火的洗禮下，成為中華兒女愛國救亡的號角。

日寇的鐵蹄踐踏著黃河流域，黃河在怒吼。河南大學千余名師生被迫流亡在外，他們顛沛流離，輾轉辦學。抗戰八年，河南大學犧牲9人，失蹤25人，在戰爭硝煙中，秉持教育報國，堅持敵前辦學。他們堅定執著，不屈不撓，像黃河一樣偉大而堅強，濃墨重彩書寫出河南大學的精神。

“你們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

八朝古都、“北方水城”開封，千百年來因黃河潰決而數次被淹。僅在元、明、清三朝，黃河在開封決溢的次數達300多次，其中在近郊決溢有88次之多，這其中又有數十次泛水襲城，7次水淹開封。

今日的開封城下，相互疊壓著6座城池，包括3座國都、2座省城和1座中原重鎮，分別是戰國魏大梁城、唐代汴州城、五代及北宋時期東京城、金代汴京城、明代開封城和清代開封城，“城摞城”的世界罕見現象，刻錄著千年黃河水患給黃河流域民眾帶來的深重災難。

在舊城址的基礎上屢毀屢建，滄海桑田，故園不改，不屈不撓的黃河兒女，一次次在淹沒的土地上昂揚復興。

人民的苦難不會被忘記。1946年，解放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成立冀魯豫黃河故道管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手拿槍，一手拿鍬”，確立了“確保臨黃，固守金堤，不準開口”的原則，保衛冀魯豫地區的安全。

1948年3月，毛澤東在陜北川口東渡黃河時，站在搖晃的小木船上，望黃河滾滾，奔向東南，一字一板地說：“你可以藐視一切，但不能藐視黃河。藐視黃河，就是藐視我們這個民族。”

1952年10月，毛澤東第一次離京巡視，就是實地考察山東、河南、平原三省境內的黃河決口泛濫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10月29日，在蘭考縣黃河東壩頭決口處，面對滔滔黃河，他對陪同視察的同志說：“你們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

黃河安危，事關大局。1956年，我國水利部門決定興建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周恩來十分關注，三上三門峽，親臨工地一線， 他說：“三門峽工程的修建，是根治黃河的開始，不是根治黃河的終結。舊中國未能治理好黃河，我們要探索規律，認識規律，掌握規律，不斷地解決矛盾，總有一天可以把黃河治理好。”

1959年10月13日清晨，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工地上，馬達轟鳴，大型載重卡車往來如梭，高聳入云的起重機伸出粗壯的臂膀，輕便自如地吊運著建筑材料。河南大學中文系1200多名師生，正在工地上進行勞動鍛煉。

8點30分，一列火車緩緩駛入三門峽史家灘車站，突然有人高喊“周總理”。身著灰色上衣的周恩來，正闊步向工地走來。來到河南大學中文系師生中時，看到了他們胸前的校徽，周恩來笑著說：“你們來勞動很好，是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現在學學水利，回去以后好好學習功課，又能勞動，又懂水利，將來教中學生就有東西可講了。”

中文系58級畢業生李榮庚，回想當年，記憶猶新，他說，見到周總理時，臉憋得通紅，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周總理囑咐我們：“回去代我向同學們問好，感謝大家支持大壩建設。”

周總理殷殷囑托，師生難以忘懷，在《河南大學校史》中，定格著周恩來與師生握手的瞬間。仿佛，還能聽得到他那遙遠而親切的笑聲。

守護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在黃河兩岸孕育生長，黃河美在奔騰迂回的壯闊里，美在廣博深邃的時空里，讓人魂牽夢縈，久久迷戀。

1929年秋，安陽殷墟遺址第三次發掘結束后，北京大學代理校長、33歲的傅斯年，12月即來到河南大學，在六號樓作了數場專題演講，時常是連講2個多小時都毫無倦色，感染了每一位學子。臺下聽講的尹達、石璋如、許敬參3位同學，很快加入到了殷墟漫長發掘的隊伍中。后來，尹達被考古界稱為“結合考古實物資料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第一人”，1955年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教學部學部委員;石璋如被譽為中國考古學泰斗，殷墟發掘的“活檔案”。

曾任教于河南大學的史學家嵇文甫說過：“河南號稱中原，亦曰中州，蓋自古中國文化之中心地也。”中國的考古學家歷盡艱辛，在古史模糊之處、已發現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提供出大量觸手可及的考古文化證據;中國的歷史學家追根溯源，一點點描繪出精妙絕倫的史前史。事實證明，中國文明的主干，深深扎根在黃河流域，這里是文明升起的高光地帶。

黃河流域有3300多年長期居于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地帶。2002年，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成立，是中國唯一的以黃河文明與沿岸地區可持續發展為研究對象的大型綜合性研究與咨詢機構，對“黃河學”的研究走在了全國前列。

2019年，“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王蘊智在前排就坐。他潛心研究甲骨文42年，成果斐然，就是在他的建議下，安陽建立起中國文字博物館，漯河有了許慎文化園。

研究中心的學者不舍晝夜，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他們徐徐打開了萬里黃河、千里江山的壯美，向世界一一展示出早期中國、帝制中國和轉型中國的進程，黃河生態文明、政治文明和思想文明的探索。

2019年9月18日，一路考察黃河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黃河文化的重要性，他說：“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

滾滾黃河奔騰不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關愛和說：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價值觀念和民族性格，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思維方式與精神追求，都可以從黃河文明的長河中尋找到源與流。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中，去探尋黃河生態保護利用，讓黃河永續成為人類文明的載體，無疑是黃河文明研究的重要課題。

“嵩岳蒼蒼，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長。濟濟多士，風雨一堂，繼往開來揚輝光。四郊多壘，國仇難忘，民主是式，科學允張，猗歟吾校永無疆。”歲月倏忽而逝，校歌依然回響。一瀉千里浩浩蕩蕩的黃河，鑄就著河南大學百年學人。時光掩不住他們的光芒，他們是大學的精神，是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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